秦始皇的政治人格 •节选 | 张分田
摘自《秦始皇传》.人民出版社. 张分田著
在介绍了秦始皇一生的主要经历之后，理应对他的个性有所分析。人格分析、心理分析需要一定的科学测试手段或者比较详细可靠的记录。可是有关秦朝秦始皇及其父母、辅臣的历史记载相当简略，且大多具有很强的负面色彩。在史料选择和过程描述中这个问题很明显。对于短命的王朝，历代史家记其过失多，甚至夸大其罪恶，而记其成就少，甚至埋没其功德。这一扬一抑，必然有失“客观”、“准确”、“公正”。就连司马迁的《史记》也难免失实之讥。在这方面，秦朝与隋朝的遭遇很相似。因此，对秦始皇这个千年前的历史人物做准确的心理分析是很困难的课题，而对秦始皇的政治人格的总体特征及其政治才能与素质还是可以大体把握的。
一、秦始皇的形象与个性
由于史料有限，对于秦始皇的形象与个性很难详细描述，更无法深入分析。现存有关秦始皇言行的历史记载寥寥可数，有些是不实之词。依据这些数量有限又记述未必准确的材料，很难全面地判定秦始皇的人格特征。
关于秦始皇的个人形象，只有两条史料可供研究。
一条来自当时目击者的描述，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的重要辅佐尉缭说：“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这个描述显然有浓重的负面色彩，却又是现存最可靠的历史材料。这条材料的特点是把形象与个性结合在一起，侧重从个性去把握形象。从这条材料看，秦始皇气度不凡，他鼻如悬胆，目大眉长，胸部隆起，声音嘹亮，性格剽悍，工于心计。这种形象也透露出秦始皇犹如凶禽猛兽般的个性他形似鹰隼，心似虎狼，狡如狐豺，雄视、搏击、吞噬，悍勇之中又透出狡诈。仅就外部形象、神气而言，秦始皇颇有枭雄气概。这种气质和个性可以与其一系列政治行为及其所成就的功业相互印证。
有的学者依据秦始皇幼年生活不安定，以及“蜂准”“挚鸟豺声”等形象描述，断定他患有马鞍鼻、软骨病、气管炎等疾病，有生理上和心理上的诸多缺陷。许多有关秦始皇的传记文章沿袭了这个说法，并由秦始皇的生理缺陷推导其心理疾患，进而证实其自幼便具备暴君品格。其实这是很难成立的。从各种关于秦始皇勤于政务、巡幸四方、纵横捭阖、多谋善断的记载看，这个人体魄强健，精力充沛，雄才大略，善于自我调控心态，不像是一个羸弱的人，更不像是一个有心理疾患的人。秦始皇的功业也不是一个自幼就有各种生理缺陷和严重心理障碍的人所能成就的。他的确具有暴君品格，而这种人格和心态主要是由于社会性、政治性因素造成的，属于社会人格、政治人格的范畴。
另一条出自传说之笔。据说：“秦始皇名政，虎口，日角，大目，隆鼻，长八尺六寸，大七围。手握兵执矢，名祖龙。”这条材料属于正面描述，力图证明秦始皇颇有帝王之相，难免有夸张之嫌。而它与尉缭的描述还是大体相合的，所以也是大体可信的。这说明秦始皇的形象、气质可以用“英武之主”来形容。
其实还有一条重要的材料，可供推测秦始皇的体貌、气质：无论秦始皇的生物学之父是气度不凡的公子王孙子楚，还是颇富智略的吕不韦，他的父系遗传基因都比较好。他的母亲是一位美貌女子，且能歌善舞，体态妩媚。这一点是史有明文的。在正常情况下，秦始皇也应继承了比较好的遗传素质，不太可能形体丑陋、智能低劣。秦始皇幼冲之年便身为王孙、立为太子、登上王位，并按照秦国的制度接受了系统的与王者的身份相匹配的教育、培训。事实证明，这种后天的教育所造就的是一位临驭天下、令群臣敬畏的英主。秦始皇不太可能是一个形象猥琐、才智平庸、心胸狭窄的人。
笔者认为，这几条材料相互支持，大体可以推定：秦始皇的确相貌堂堂，仪表不俗。无论如何，破解秦始皇的形象之谜还是存在着极大的可能性的。如果将来发掘秦始皇陵墓时能够发现他的遗像或遗骨，就可以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恢复其从青壮至老死各个人生阶段的体形、相貌。届时关于秦始皇的形象之谜便可以解开。
二、秦始皇的政治素质和政治人格
乍然看来，很容易给人这样一个印象：秦始皇是靠着“虎狼之心”夺取天下，又凭借“荒淫暴戾”来维系统治的。就连秦始皇的重要辅臣李斯等人也都属于“卑鄙猥琐”的小人。诚然，秦始皇的政治人格有其荒淫暴戾的一面，李斯等人也有卑鄙猥琐的行为。然而就是这些特定的人创造了那个时代的宏大功业。且不说“千古一帝”的评语，如果把秦始皇的班子和汉高祖、汉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的班子加以比较，就不难发现秦始皇的班子在政治谋略、军事才干、内部协调以及政治、军事、外交业绩等方面，不仅毫无逊色之处，而且在某些方面略胜一筹。试想一下：如果秦国的制度比东方六国的制度更残酷，秦国的统治比东方六国的统治更暴虐，秦国的统治集团比东方六国的统治集团更猥琐，秦始皇能够扫灭群雄，实现一统，享御称尊吗？
只要稍加思考，就不难得出结论：只有国家的制度和政策更合理一些，才有可能跃居并长期保持首强的地位；只有君臣关系比较协调，君民关系比较稳定，一个国家才能日益强盛；只有统治集团的政治智慧更高明一些，才有可能在伐谋、伐交、伐兵的政治军事斗争中战胜对手。
与汉高祖、汉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不同的是，秦始皇所面对的不是一个业已崩溃的王朝，所扫灭的也不是一批乱世英雄，而是一个个经营了数百年的强大国家，其难度或多或少要大一些。而只要读一读《史记》就会发现：秦始皇指挥的统一六国战争的过程是多么流畅，流畅得几乎波澜不惊，以致没有太多的曲折故事可供史家述说，没有太多的胜败得失留给后人咀嚼。除了灭楚的军事布置出过一些差错（最初有点轻敌）以外，秦始皇的指挥与调度几乎无可挑剔。如果没有高瞻远瞩的君王和才智高强的谋士运筹于庙堂之上，秦国大军能够屡屡决胜于千里之外而几乎没有闪失吗？这是“荒淫暴戾”、“卑鄙猥琐“所能概括的吗？惟非常之才，方能建非常之功。“荒淫暴戾”“卑鄙猥琐”只能得一时之逞，不能创博大功业。
总体而言，在中国历代皇帝中，秦始皇的政治才干可以归入佼佼者一类。他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精通法家的“无为之术”，善于选任贤能，驾驭群臣。二是注重制度、法规建设，善于运用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手段，治理国家，运作政治。从秦始皇所建立的功勋和实施的权谋看，他具备很强的政治才干和出众的政治素质，这也就注定了一种相当复杂的政治人格。
（一）学识广博与自贤自圣
秦始皇天资聪明，自幼受到系统的文化教育和军政训练。从他的许多言行和政绩来看，这个人学识广博，有很高的军政、文化素质，勇于决断大事，善于运用权术，否则他很难做到组织大规模的统一战争，而指挥若定。他曾阅读《韩非子》并赞誉之，又勤于政务，每日批阅大量公文。光凭政治阅历，没有很好的智能、必要的知识也是无法做到的。才高功大的人很容易走向自贤自圣。秦始皇便是一例。统一天下之后，秦始皇恃才恃功自傲，“以为自古莫及己”。在各地纪功刻石中，他反复强调自己的“圣”与“功”。在朝堂议政中，喜听歌功颂德之词，甚至以废谥号、烧诗书、禁止以古非今等方式禁绝批评。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走向自己的反面。
（二）积极进取与好大喜功
翻检战国秦汉时期的历史文献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许多人敢想、敢说、敢干，进取、务实、机变，善于谋略，勇于任事，敢于搏击，甚至不耻于“自荐”、“自衒”。卧薪尝胆、变法改制、胡服骑射、纵横捭阖、悬梁刺血、毛遂自荐、慷慨悲歌、对策朝堂、立功疆场的故事不绝于史。于是胸怀大志、积极进取、注重功利、勇于创新成为一种时代精神。这种精神与社会大变迁、政治大变革、国家大较量、军事大搏杀、族群大比拼、个人大竞争的历史背景相一致。
作为产生于这个时代的政治英雄，秦始皇是开拓进取精神的典型代表之一。他雄才大略，横扫六国，统一天下，开疆拓土，然后北筑长城，南修灵渠，开辟驰道于四方，又厚今薄古，不惮变革，定法律，创制度，行郡县。他的许多作为前无古人，他的许多工程举世无双。从存留至今为数不多的秦朝文物遗迹看，其规模之大，气势之壮，可谓空前绝后。无论万里长城的宏伟，阿房宫的壮丽，秦皇陵的气势，还是俑坑兵马的阵容，都是后人无法企及的。没有种强烈的进取之心、功名之心，不要说在短短的十数年间完成这系列功业，恐怕连想都不敢想。然而积极进取一旦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变成好大喜功。秦始皇一发奇想，便举大事，兴大役，甚至派遣大量人众去寻找虚无飘渺的仙山灵药。好大喜功，轻用民力，劳民伤财，成为史家对秦朝政治的定评。
这又是一种历史性的现象。
如若不信，就请看一看汉武帝，他南诛两越，东击朝鲜，北逐匈奴，西伐大宛”，同样筑长城，同样修大墓，同样寻仙药，同样一发奇想，便举大事，兴大役。这位信奉儒家仁政的皇帝堪称第二位秦始皇。数百年后又出了一位隋炀帝，同样是既有造福万代之举，又有为祸一世之行。他们的积极进取为中华民族书写了世界古代史上绚丽的一页，他们的好大喜功又为平民百姓带来了无尽的苦难。他们的功业令人叹为观止，他们的暴虐又令人发指。
（三）勤于政务与贪于权势
秦始皇躬操政事，是历史上著名的勤政君主之一，因此又难免′贪于权势”之讥。据说，秦始皇“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秦代的公文都写在竹简木牍之上。秦始皇事必躬亲，所以每天必须阅读大量表笺奏请。他命人每天秤取需要批阅的各种文书一石（一百二十斤），亲自处理完毕，才去休息。秦朝建立后，秦始皇十年之间，五次出巡，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这在土石道路、驷马一车的时代，是相当辛苦的事情。
勤于政务与贪于权势的确有密切的关系。勤于政务是国务一日万机的实际需要，它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旨在避免太阿倒持，大权旁落。勤于政务也好，贪于权势也好，只要善于运用君主御臣的无为之术，就会把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秦始皇统治的前期，就属于这种状况。可是死死抓住大权不放，“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难免走向“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勤政到这种程度，就只能算是贪于权势了。秦始皇统治的后期就岀现了这种现象。
（四）果断刚决与刚愎自用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战国策》等现存史料中，常常可以见到“秦王大怒”、“始皇大怒”、“乐以刑杀为威”等记载，秦始皇“膺突向前，其性悍勇”，“刚毅戾深”，他的外表和性格都像一个刚烈乃至粗暴的人。
秦始皇处事果决，“刚烈”是其人格的基本特质、核卢生说：“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这种说法出自恶意攻击，心特质。有夸大之嫌。天性“刚戾”者未必“自用”。秦始皇在位数十年，大部分时间他“刚戾”而不“自用”。他善于兼听，崇尚独断，常常借助群臣的智慧谋略决断大事，多有尊师听教、集思广益、肯于纳谏之举。凡重大政治决策，他都交由朝议或大臣、谋士商议，在“兼听”的基础上，实施“独断”。在一定条件下，果断刚决又很容易导向负面效应，即刚愎自用。成为始皇帝之后的赢政常常显露这种心态，导致“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
（五）严于用法与刻薄寡恩
各种战国秦汉文献偏爱用“虎狼”形容秦国、秦人、秦军。这的确是一个尚武善战、政严令行的国度和人群。无论本性如此，还是制度使然，秦始皇的性格也被定性为“少恩而虎狼心”。
大量事实表明，说秦始皇本性如“虎狼”是缺乏依据的。他能把一批能臣战将笼络在自己身边，这是“少恩而虎狼心”所无法做到的。这个人还是颇得“恩威兼施”之术的要诀的。
评说者论证“少恩”的主要依据是“专任狱吏”、“刑杀为威”、“久者不赦”。由此可见，“刻削毋仁恩和义”主要与法制及法治政治模式有关。“事皆决于法”势必剔除伦理化政治模式的温情脉脉成分，颇有“法不容情”的味道。这正是秦朝政治的优点。然而“刚毅戾深”的性格、水德阴杀的统治方略、“事皆决于法”的治术和志满意得的心态结合在一起，势必走向法治政治的反面。一旦“急法”而另立苛刑，甚至滥杀无辜，就必然导致“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秦朝的法制大厦就是这样崩塌的。
秦始皇很懂得恩威兼施，有些行为甚至可以用“仁”来评价，而其骨子中有睚眦必报的性格。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亲赴邯郸将仇家全部坑杀。其实这与其说秦始皇有“虎狼心”，不如说是社会风俗和帝王权势结合的产物。当指出的是：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复仇报恩盛行，“怨惠必报”是一种社会风气。当时的史书中记载了一大批历史名人报仇雪恨的心态和事迹。伍子胥鞭打楚平王之尸，以报父兄之仇；张良求客刺秦皇，以报宗国之仇。史称秦相范雎为人“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栾布个性“尝有德，厚报之；有怨，必以法灭。《史记游侠列传》的有关记载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这种世风。秦始皇幼年所生长的三晋一带，盛行“报仇过直”的风俗。
形成这种世风的原因很多，或来自远古的血亲复仇观念和习惯；或来自获得社会大众广泛认同的对家邦、主君、父兄、朋友、知已的忠孝节义；或来自任侠仗义的时尚。强烈的复仇报恩意识又是和强烈的自尊意识相辅相成的。当时的人们多有强烈的自尊意识，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义不受辱的事例很多。人们普遍不能接受家邦、主君、父母、兄弟、朋友和自身被轻慢、受屈辱、蒙冤屈，为此甚至不惜以自残的方式“杀身自明或摆脱侮辱。奋起报仇者、待机报仇者自然也大有人在。在当时，复仇雪耻是一种风俗时尚，对社会大众的意识、行为有深刻的影响，于是为宗国报仇、为主君报仇、为父母报仇、为亲朋报仇、为子女报仇以及向辱己者报仇的事情不绝于史册。秦始皇倚仗战胜者的气势和君临者的权势，坑杀仇家，乃至睚眦必报，显然不属于宽宏大量之举，然而这又与世风民俗有关。
分析其个性时不能不考虑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习俗，而简单地认定他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从秦始皇处理与李斯、尉缭、王翦等王霸之佐的方式和驾御群臣的手腕看，他在政治上还是颇有胸襟器量的。不如此也不足以成其为一代枭雄。
（六）礼贤下士与工于权谋
有人说秦始皇礼贤下士，有人说秦始皇工于权谋。最典型的例子当属亢礼尉缭、师事王翦、信用李斯、宠爱蒙恬等。其实这本不足为怪。
作为一种统治术，礼贤下士及相关的方略本身就有权术的成分。许多论者喜欢引用王翦的一个评价证明秦始皇本性多疑，从来不信任群臣，即“夫秦王怚而不信人”。
实际上当时秦始皇的心态可能很复杂，既有礼贤下士的成分，又有工于权谋的成分。刚烈果决又善用柔弱之术，有所疑忌又敢于任用，工于心计又不失大体，这才是枭雄。否则秦始皇就不是“秦始皇”，而成了秦二世。
比较而言，还是尉缭动态性的人格分析更准确：秦始皇为人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出人下”说明他刚中有柔，粗中有细，猛中有宽，很善于调控自己的刚烈性格，很会玩弄权术，是一位多谋善断之人。“轻食人”表明在得意之后，特别是得意忘形之后，容易无所顾忌，使“刚戾自用”的本性暴露无遗。
与许多帝王一样，秦始皇的政治心态有明显的变化曲线。统天下以后，他志得意满，日益骄奢，于是天资聪明变成自贤自圣，性情刚烈变成骄横跋扈，明察秋毫变成疑忌苛察，处事果断变成刚愎自用，重视法制变成滥施淫威，锐意进取变成好大喜功。他不可一世，滥用权力，任何人不得违背他的意志。不仅普通臣民不得拂逆君王，就连神明得罪了他，也要遭殃。特别是听信术土之言而迷恋神仙道之后，他隐居深宫，心态日益迷乱，因而骄奢、暴虐之行比比皆是。
翻开一部中国皇帝史，人们不难发现：越是雄才大略的英主，越善于自我调整尊与卑的分寸、火候。历代开国英主的相貌、人品与行事不无差异，而“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却是他们共同的政治人格。
在逐鹿中原之际，他们对强敌貌似卑恭，对谋臣礼待有加。然而“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一旦势无对手、南面称尊之后，他们就宣称“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对敌国伐之灭之，对功臣诛之戮之。
如果说这些皇帝之间有什么区别，其差异也仅仅是程度轻重之别、手段优劣之别。
就连号称明君的唐太宗也有类似秦始皇的政治心态曲线变化。关于这一点，只要读一读魏徵的《十渐疏》便可大体眀了。其实，倘若那些被权臣玩于掌中的傀儡皇帝能够熬到亲政主事，那些认贼作父的儿皇帝能够终成霸业，他们也会一扫奴态，摆出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主子相。
许多学者依据秦始皇童年历经苦难、少年饱受屈辱，断定这是个心理变态的人。其实不然。在中国古代史上，曾经颠沛流离寄人篱下、蒙受屈辱的帝王大多是成功之主，汉高祖、汉宣帝、汉光武帝、隋文帝、明太祖等都是例证。这些人更懂得君臣关系的微妙之处，因此也就更精通为君之道。
君主政治，翻云覆雨，它要求统治者必须具备复杂的性格、枭雄的气质。
然而君主政治的本质是暴虐的，因此专横跋扈、骄奢淫逸、武断固执、猜忌多疑、酷虐残忍等，都是帝王群体中常见的政治人格特征。
古代正统史家称具有这类人格特征的帝王为“荒淫无道”。可见即使依照古代通行的价值标准，这类人格也属异常。然而这种异常又是如此地经常发生，诸如秦始皇的跋扈、汉武帝的骄奢、北齐文宣帝的残忍、隋炀帝的偏执等。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雄才大略的帝王都有这类行为倾向，而这又往往与其本人早年的性格有较大的反差。这种人格特质与其说是心理变态造成的，不如说是君主政治生态铸模成的。归根结底是中国古代帝王观念和南面之术的产物。就帝王群体而言，它与其说是变态，不如说是常态。
